大明的报业十分繁荣，广府十四县中，除了从化县、增城县等少数几个县外，其他各县都出现了报纸，但在以九龙为中心，包括赤湾、蛇口在内的九龙港区，却是最活跃的。

最大的一个原因，除了这里经济最为发达，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靠近香港，那些办在香港的报纸，时至今日，在自由度上，依然超过内地的报纸，不是内地对言论进行限制，而是在香港的报纸评论员，他们在思想上的负担更小，他们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。另外就是，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，有大量的洋人居住，在香港的报纸，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，其中很多报纸其实都是洋人撰文，华人翻译的。

因此目前大明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，中外新报的总部依然继续设在香港，同时另一份新派报纸也开始飞速崛起，这份报纸叫做循环日报，他甫一出现就成了盈利最好的报纸，因为他的主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笔杆子，早在自己办报之前，就已经是著名的评论员了。

此人名叫王韬。

如果说中国有类似日本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话，前有魏源，后就要推这个王韬了。

此人不是广东人，而是苏州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小才子，十八岁县考拿到第一成为秀才，但之后屡次不第，对科举大失所望。四年后跟随父亲来到上海。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，在上海开馆教书，认识了一些洋人。介绍王韬进入洋人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。

墨海书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，因为他主持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科学书籍，重要的有代数学，微积分，植物学等，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历史书籍，对介绍西方人文很有贡献。

王韬尽管只是一个年轻的秀才，但是对于洋人来说，也是如获至宝，他们很难找到中国有身份的读书人，更别说这种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了。因此他们的洋文翻译就马上跟王韬合作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。

王韬在墨海书馆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，从1849年到1862年才离开上海，因为这年他匿名给占领苏州的太平军李秀成献策，建议他跟洋人结盟，学习洋人的先进管理，结果被清廷发现，他不得不逃亡香港。

在香港王韬继续帮教会翻译书籍，给报纸华字日报担任主笔。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，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，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现代的观念阐述问题，而他本身又接受过传统教育，有深厚的旧学功底，文笔也很不错，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独到，很有市场。

真正让王韬成名的，是从1867年开始，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，去欧洲游历了一番。他先后到访新加坡、槟榔屿、锡兰、亚丁、开罗，意大利、法国，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，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，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，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，最后又到了伦敦。

他本就是一个很了解洋人思想的人，因此他的游历十分有收获，而且本人又喜欢记笔记，王韬在英国游历了两年，用华丽的辞藻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，这都成为他后来写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。

他还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过演讲。

他在1870年回国，继续给华字日报当主笔，同时开始整理在欧洲的见闻，编译了法国历史著作《法国志略》，又因这一年普鲁士击败法国，引起世界轰动，王韬开始撰写《普法战纪》一文，在华字日报上连载，并得到申报的转载。

1873年，英华书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国，作为好友的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，办起了自己的报纸，起名循环日报。王韬自任主笔，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政论，他的政论，短小精悍，每篇千字左右，切中时弊，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。

他不但文字好，长久的翻译经验，让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，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，而且视角独特。同时他广博的见闻，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，跟别人的评论不同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，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，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。

王韬的评论，在此时的中国，当属一绝，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，因此影响力更大，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，即便是当世，也是一个风云人物。他在1875年，就连续发表了著名的《变法自强上》、《变法自强中》、《变法自强下》三篇政论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“变法”的口号，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。

日本明治维新之后，崇尚模仿德国，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，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，刊发出21万字的单行本，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，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，访问日本。

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，认为他“不世英才，胸罗万有”赞誉有加，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，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，取消了对他的通缉，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陆。

最不喜欢王韬的人，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，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，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。

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，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，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，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。

因为朱敬伦觉得，王韬这样的人，他们最好的舞台，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，去启蒙广大的民众，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，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。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，想王韬、福泽谕吉这样的人，真的让他们当了官，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，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，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
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，是启蒙思想家之一，但是这样的人，在中国不是一个，而是一大群。

可惜的是，一大群王韬，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，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，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。

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，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，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，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，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，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。

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，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，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，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，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，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。

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，在中国反响平淡，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，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。

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，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，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，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，然后输送到四邻，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。

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，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。

但具体的因素，则一目了然，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，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。